吴嘉龙丨《江村销夏录》书事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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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管迟早，一生中不免要上一两次当。

——〔英〕简·奥斯丁著，项星耀译：《曼斯菲尔德庄园》

《江村销夏录》“未刻缮本”刍议

陆时化是清中期的藏书家、校书家和书画鉴藏家，保藏宏富，纂辑有《吴越所见书画录》六卷，其友人王昶言及此书云：

……（引者按：陆时化）常集生平所见数百种，记其纸绢，详其行款，识者比之退谷、江村两《销夏录》。（《春融堂集》卷五十八《国子监生陆君润之墓志铭》）

“退谷、江村两《销夏录》”，指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和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高为清初名宦，而二书皆是论及书画鉴藏的名家之作，将其与孙、高二书并提，可才智者对陆氏此书的注重。

是书卷二“明王履吉书倪云林赠徐良夫畊渔轩诸诗卷”条载陆氏自跋云：

《铁网珊瑚》第五卷载云林《畊渔轩诗画》卷，卷后高巽志记一篇，杨基说一篇，唐肃、包大同铭二篇，然后云林署云：“予既为良夫友契作《耕渔轩图》，复为之诗。”系“邓山之下，其水舒舒”一诗，后接周砥、隆山、张纬、陈寅、高启、张羽、徐贲、王隅、刘天锡、仇机、王㮒、西涧翁、坚白叟诸诗，后又接云林“溪流东西合”一诗，后又接陈宗义、俞铨二诗，沙门路衍《耕渔轩后序》一篇。雅宜山人从玩竹场所见，全聚云林诗，不杂以别人，亦无云林画者。高江村已刻之《销夏录》未载此卷，未刻缮本末曾列此图，核其作记、铭、诗、叙之人，皆与《铁网珊瑚》中对仝，独无云林二诗。想玩竹家已将画卷二诗，与云林素日往还之诗汇为一卷，故江村见时，已少此二诗矣，三桥所见图卷，亦云独无云林。此卷中有云林《题朱泽民图耕渔轩诗》，则当时图非一图，卷非一卷，不行得而考也。……乾隆癸巳清明日，听松山人陆时化题。

知陆时化曾亲见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之“未刻缮本”。所谓“未刻缮本”，天然是此书的誊清稿本。后记说到此本既与印本有所异同，则印本未载者必经高氏刊落。而上海图书保藏陆时化精抄本《江村销夏录》（索书号：线善783192）书后亦有陆氏后记，然跋中无一字言及此本，盖是彼时陆时化仍未知晓此誊清稿本尚存天壤，这也是陆氏未将只见于誊清稿本的内容过录到精抄本上的原因。

陆时化《〈江村销夏录〉跋》因此，陆时化亲见这部誊清稿本，只或许是在前一跋写作之后，后一跋完结之前。前者文末署“乾隆壬辰小春三日”，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后者文末署“乾隆癸巳清明日”，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换言之，陆时化亲见高士奇《江村销夏录》未刻缮本的详细时刻，当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三日至次年清明之间。现存的陆时化作品，除了《吴越所见书画录》，以及书前的《书画说铃》与书后的《书画作伪日奇论》外，还有散佚序跋若干（这部分题跋通过辑佚，已收入陈小林、吴嘉龙、郑凌峰点校：《吴越所见书画录》，上海书画出书社，即出）。其间有一篇《跋高文恪公砚铭》，文章录入在《娄水文征》卷六十九（上海图书保藏，索书号：线普409058-81）中（按《平原宗谱》卷十九云陆时化《听松文集》选刻于《娄水文征》，但书中仅见此铭，今已无从窥见《文集》之概貌）。其文云：

高文恪江村先生向有藏砚百方，继去其次者，存四十方，继又去四方，以配三十六度，继又去八方，谓之二十八宿，藏之瓶庐，终身不释。余生也晚，及游弄珠楼，乘兴登先生之清吟堂，慕名流风余韵，见其居处一花一石，安置咸有意味，非胸罗邱壑，曷克臻此，令人徜徉不忍去。请观瓶庐之藏砚，仅存一方，乃先生在禁廷所用，作铭于己卯秋七月者也。深叹不能尽见四十方，而先生之为文章冠冕，述作榜样，于斯铭亦可想见云。

“游弄珠楼”“登先生之清吟堂”，阐明陆时化从前前往浙江平湖，并访问了位于于此的高士奇旧邸。当时高氏后人仍在此处寓居，因此陆氏才得到了“请观瓶庐之藏砚”的时机。而他观览《江村销夏录》誊清稿本的地址，或许就在平湖高邸。

又，陆时化在前面说到的《〈江村销夏录〉跋》中记载了一则艺林掌故，事涉《江村销夏录》原刻书版和高氏后人：

闻高氏后人恐好事者按录（引者按：《江村销夏录》）诛求，往往滋事，是以毁板不印，散在淛中者并广为收之，世上原刻渐少。……余见吴门一富人子忽欲购录中之物，舍此不行，市狯以伪画仿其尺度、题跋，往往获售重价。争利者点破之，稍有悔心。适高氏裔以所存廿件尽数持吴门沽之，市狯又以伪者托留高氏处，许以价值平分，富人子闻风趋觅，仍得伪者而归。

无论是高氏后人毁版不印的风闻（此说不实，其辨正详参吴嘉龙、郑凌峰：《〈江村销夏录〉版别考述》，《天一阁文丛》待刊），仍是高士奇孙女婿张照所说的“江村先生捐馆日，遗命平生珍秘书画并赠大司农俨斋先生”（王杰等辑：《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藏一〇《赵孟坚落水〈兰亭〉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070册，上海古籍出书社1996年版，170页上栏），都是用来敷衍外人的假称，其意图乃是为了防止好事者对高士奇所蓄书画的巧取豪夺。

审陆时化语意，知其是道听途说，但这却也阐明他和高氏后人直至此刻仍未结识。所以陆时化这次与平湖高氏的来往，并非旧交相见，而是如方薰那般，由人居中作介，才得以上门访问（见方薰《山静居画论》卷下，载于安澜编：《画论丛刊》，公民美术出书社1989年版，462页）。虽然个中细节已不行考，但其和高氏后人有所过从定然无虚。

我国国家图书保藏清抄本《江村书画目》（索书号：18808）书前有吴锡麒跋，吴跋有云：

此册系江村手缮墨迹，向为石门方氏所藏，据云得自高氏后人，今又为予获，何幸如之！

跋中说到的“石门方氏”即方薰，故方氏后人所言此书之由来应该事实。而这也证明方薰后来与高氏后人相交甚笃，若非如此，方薰绝无时机得到这部《江村书画目》。而对高氏后人来说，和后来逐步熟识起来的方薰比较，初次见面的陆时化天然要显得生疏许多。再者，陆跋提及的风闻即使并非高氏后人有意分布，但后者必定也是乐见其成。是以，陆氏能够见到《江村销夏录》的誊清稿本已是特例，若想要高氏后人对他坦诚相待，宣布个中隐秘，却是断无或许的。

吴锡麒《〈江村书画目〉跋》《江村销夏录》成书与刊刻考《江村销夏录》的誊清稿本和印本已然存在差异，则对此书成书及刊刻之细节，当详加考述。所以之故，为便后文论说计，应先对其基本状况加以铺陈。

朱彝尊明言《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又在同年九月排印印行。按书前高士奇自序说到“三年余仅得三卷”，可知此书的纂辑作业必不晚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而其开端时刻应在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十八日抵达平湖今后（载氏著《归田集》卷一《暮冬十八日渡江，连日扬帆，家乡已近》，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6册《清吟堂全集》，上海古籍出书社2010年版，170页下栏）。

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自序》有云：

曩在大内，伏见晋、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记其尺度，录其跋尾，而国内诸家之所保藏，则又不能逐个目击，今姑略之。其所录者，皆余亲经品第，足资鉴赏者也。

“曩在大内，伏见晋、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记其尺度，录其跋尾”之语，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高士奇的假称。如朱彝尊就在《〈江村销夏录〉序》中说：“詹事曩在内廷久，御府图书资以鉴赏者，历历犹能回忆，而不著于录，或疑不言温树之义。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尝奉诏旨题书画，每言之不敢详……”检高氏散佚之书画题跋，间有言及内府所藏书画细节者，盖朱氏所言，诚为的论。

朱序接着又说“此詹事第于退居之暇，先以江邨所见录之”，所以《江村销夏录》的纂辑进程，是先录高士奇自家保藏的书画，再编录高氏亲眼见过的别人藏品。而高序称“其所录者，皆余亲经品第，足资鉴赏者也”，其汰粗取精之规范一望而知。然后人有言《江村销夏录》间有伪本，并加以考出者（如程庭鹭，其考证见氏著《篛庵画麈》卷下），因知高士奇建立的这套规范，毕竟成了无法付诸实践的抱负。

《江村销夏录》所载亦有别人所藏，陆时化说到誊清稿本著录的《耕渔轩图》便是其间之一。容庚撰《倪瓒画真伪存佚考》勾稽文献，考得著录此图者有五：一、朱存理《铁网珊瑚》；二、张丑《清河书画舫》；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四、顾复《平生壮丽》；五、吴升《大观录》（载氏著《颂斋述林》，收入莞城图书馆编：《容庚学术作品全集》第22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291-292页）。后三种书出自高士奇的一起代人之手，其间以《大观录》著录尤详。《大观录》卷十七“倪元镇耕渔轩图卷”条有纂辑者解题，其间说到“余甲子年从维扬购得，携至长安，为梁相国鉴赏收去”，故知此图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后归梁清标一切。而高士奇目击这件《耕渔轩图》的详细时刻，当在梁清标入藏这幅画卷之后。至于此刻《耕渔轩图》是否仍为真定梁氏保藏，则难以知晓。

陆时化说未刻缮本“独无云林二诗”，又曰“三桥所见图卷，亦云独无云林”，以《大观录》对照，见倪瓒二诗倶在，因知吴升纂辑《大观录》时，除卷十转抄《御选明诗》外，其他各卷所录书画之题后记字，亦有依凭前人作品编录者。如吴氏著录的《耕渔轩图》，其文字就很有或许源自《铁网珊瑚》。

又有题名作《书画总考》之书，后人亦有改题作《元书画考》、《元画考》者，据传为高士奇纂辑。是书有戴光曾跋，跋云：

嘉庆乙未秋，见此书于当湖高氏，为竹窗未刊之书，假归手录藏之。足与《销夏录》并传也。九月十有八日，松门戴光曾录毕书。

1937年，启功作《伪讬高士奇书画总考跋》，并考其出处：

功按：是书所录，为元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六家书画。其文倶见张丑《清河书画舫》，字句悉同，仅篇段次第略有参差。此书脱误处，《书画舫》皆不误。《书画舫》中阙字，此书无不阙也。……此书疑即旧日传抄本中元人一节，或出江邨手录，戴氏未察，遂误为竹窗未刊之书耳。（赵仁珪编：《金石书画闲谈》，北京出书社2016年版，100-101页）

跋中所谓“旧日传抄本”如此，即就乾隆二十八年（1763）池北草堂刻本《清河书画舫》印行曾经，清人传抄是书既久且多之景象言之。吴长元校刻《清河书画舫》，并撰《池北草堂校刊〈清河书画舫〉例略》，《例略》云：“是书向无刊本，传抄既久，讹以滋讹。”所言种种，无不与此跋相合。

我国国家图书保藏有光绪六年（1880）金陵翁氏茹古阁刻本《开有利斋读书志》一部（善本书号：02864），是书卷二“三国志补注”条有周星诒、蒋凤藻批注。周批曰：“《补注》失采诸书甚多，如《通典》、《书抄》、《御览》诸书所载，每多漏脱，疑原是稿本，非成书也。”蒋批亦云：“疑原欲广采，以成一书，后人不加考求，遂以付刻。此必其欤。”以之例士奇此著，虽不中，亦不远矣。

《开有利斋读书志》书影谢巍谓“是编（引者按：《书画总考》）约康熙四十二年（1703）左右纂辑”（《我国画学作品考录》，上海书画出书社1998年版，480页），盖以高士奇未及书成即身故而推之。然《书画总考》亦编录有《耕渔轩图》诸家题跋，倪瓒二诗齐全。若此书果真为高氏纂辑，则其必定未以亲见所得之记载与此书比勘。《清河书画舫》及《铁网珊瑚》所载的《耕渔轩图》题后记字完全相同，都录有倪瓒的两首诗。而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自序》和凡例也说到了这两部书，因此他对这两部书记载的《耕渔轩图》题跋必甚了解。是以，《书画总考》亦或许抄写于康熙三十二年《江村销夏录》成书曾经，若是如此，则此稿无疑便是清初时传抄的《清河书画舫》其间一部分。

考《铁网珊瑚》及《清河书画舫》所载，可知其与高士奇所见原迹之状况收支甚大。而他从未刻缮本中刊落这部分内容，或许便与此有关。这或许是由于高氏认为此图无倪瓒诗作，故视之为缺乏以资鉴赏者；抑或其怀疑是卷乃为赝鼎，故刊落之。

《江村销夏录》卷一“宋牟益捣衣图卷”条有高士奇自题，末署“辛未春日，竹窗高士奇题”。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捣衣图》原迹于此处署作“康熙辛未闰七月朔日，题于信天巢并书，看书者维扬顾书宣、同郡王赤抒、大儿元受。江邨抱瓮翁高士奇”，图上此跋后另接一跋，谓“暮春题此诗后”如此，因知原迹落款乃误，而其所以书纂辑或刊刻时正之。

高士奇《〈捣衣图〉》跋孟森在《己未词科录外录》中说到了高士奇的作品《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是徐善（按：孟氏原文误“徐善”为“徐胜”，余嘉锡《四库概要辨证》已有剖析）的代笔之作（《己未词科录外录》，载氏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506页）。以此类推，《江村销夏录》或许先经食客编录，完结初稿后，再由高士奇汇总、删润、收拾。若其成书进程如此，则陆时化在《〈江村销夏录〉跋》中说到的“又闻江邨当时欲成卷帙，间以一二临本亦载入焉”，就很有或许是食客眼力未到，而高士奇亦未能发觉，因此书中著录便不行防止地混入了临本。按《江村销夏录》卷一著录的王羲之《袁生帖》曾据张彦远《法书要录》以校补，而这今后各条之题跋，多有未经校雠者。如书中所载高士奇题画诗，皆未参阅高氏诗会集的文字。又考《四库全书总目》，见《江村销夏录》概要有云：

所记自晋王羲之及明人文、沈诸家皆具，惟董其昌旧迹悉不登载。其凡例云，董文敏画另为一卷，此本无之，殆当时未及刊行欤？

故知书中校勘编制纷歧，适因高氏当时匆促成书所形成的。

总而言之，本节所考述《江村销夏录》急欲成书，及其排印曾经曾有刊落批改诸事，或可充作了解此书成书与刊刻细节之一助。

《江村销夏录》、《式古堂书画汇考》编刻次第补证

郑昶说到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时，说这部书“与《江村消夏录》并名于时”（《我国画学全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383页）。然以二者相较，后者成书及刊行时刻早有结论，假使对前者再加检视，则知论者于此中问题，别有异辞。

今天所见著录卞书之书目，多据书前卞氏自序落款时刻定其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庄申便是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他在文章《论清季广东保藏家藏画目录之修改》中称，论书画目录（按：庄文宣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学界对此类书本之称号尚未作一致界定，故而文中乃将“书画著录”“藏品目录”及“书画录”诸称号混用）的纂辑及其发展史，最早运用“掌握质地、面积、方式、题跋、印章等五要素的编制”的藏家实际上是卞永誉，而不是高士奇，由于这种编制“卞氏早在康熙二十一年现已运用”（《论清季广东保藏家藏画目录之修改》，《“中研院”前史言语研讨所集刊》第45本第1分，1973年，115页）。

谢巍《我国画学作品考录》载卞书概要有云：

然其据以编录之书大致能够考知，有三百多种，其间录入最多或全收者，有张丑《清河书画舫》、赵琦美《铁网珊瑚》、郁逢庆《书画题跋记》、汪珂玉《珊瑚网》、高士奇《江村销夏录》等等。……此书撰时虽有壬戌自序，但稽其编录之书，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梓行之《江村销夏录》，则此书纂成当在是年后二三年，而非撰序之时。（《我国画学作品考录》，481页）

谢氏谓高书梓行于康熙三十三年乃是笔误，但其揣度卞书纂成晚于高书，前者成书时刻并非撰序之时，却可留心。

贾笠认为卞书成于康熙二十一年，但却要到雍正年间才开端印行（《卞永誉书画作品考论》，《我国书法》，2019年第12期B版，151-152页）。他将卞书成书及刊刻时刻分隔评论，甚是。但这一推论也存在遗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简略的弥补和考证。特引述于后：

不过，虽然贾氏以书中“胤”字缺末笔断定其为雍正间刻本，但康熙立胤礽为太子后，时人刻书便有自动避“胤”字讳者，此种状况虽非遍及，但确为康熙刻本避忌中重要的特别景象。又，书中无“禛”字改“祯”字之例，且更未有言及卞氏去世之语，故其亦有或许于成书后旋即排印。然康熙三十九年（1700），王士禛任刑部尚书，卞永称为刑部侍郎，时卞氏赠王氏以《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事载王士禛《居易录》。按《式古堂书画汇考》印量甚少，若是书于康熙二十一年梓行，则卞永誉必专门刷印一部以贻王氏，此实不合情理。再检宋荦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之《〈大观录〉序》有“近出之《书画考》”语，故知卞书断无康熙二十一年付印之理，因《〈大观录〉序》之作距当时已历三十年矣。倘卞书印于康熙三十九年之前不久，则宋荦《〈大观录〉序》所言可通，而彼时《江村销夏录》也已印行于世。是以，《式古堂书画汇考》的刻印时刻应在康熙三十二年高士奇刊印《江村销夏录》之后，康熙三十九年曾经。（《出书、阅览与常识传达——以〈江村销夏录〉为个案的研讨》，《我国出书史研讨》2023年第2期，引自论文宣布后之增订本注释）

概而言之，拙文认为《式古堂书画汇考》梓行时刻之上限，最早应在康熙三十二年《江村销夏录》印行今后。然文中考证卞书之成书早于高书，所据皆为外证，因此今特举一例加以弥补。

高、卞二书都著录了倪瓒的一幅画卷，高士奇题作《竹石霜柯图》，卞永誉以《霜柯竹石图》为名著录。此画之正名，谢正光《倪瓒〈霜柯竹石图〉之新赝与旧伪》一文已有论说（《倪瓒〈霜柯竹石图〉之新赝与旧伪》，载氏著《停云献疑录》，浙江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230-231页）。检二书著录是图题后记字，高书较卞书多笪重光一跋，由此可知，卞永誉著录此图，或是在笪氏保藏之前据原迹抄写，或是从他处过录前人的题后记字。而《虚斋名画录》卷七著录的所载高士奇写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后记说到“云林此幅曾藏王太常、笪侍御家，今为余一切已数年”，因此可知其先后经王时敏、笪重光与高士奇保藏，故高书中才录有笪氏的后记。换言之，高、卞二书著录此图的来历各异，假如卞书据高书以编录，肯定没有不录笪氏后记的道理。再将《江村销夏录》与《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文字逐个比勘，就会发现高书有而卞书无的内容不在少数。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状况，是由于卞永誉这部书成书较早的原因，这也是谢巍观念并不精确的又一则依据。

曾经文所举例子观之，无论是昔年庄申所谓“在《式古堂画考》面世今后，一般的书画录都已选用卞永誉的修改办法了”，及其认为吴荣光纂辑《辛丑销夏记》“仅知高士奇而不知卞永誉，好像近于舍近求远。这是美中缺乏的”之见地（《论清季广东保藏家藏画目录之修改》，115-116页），仍是谢巍所言，现在都到了应加以批改之时。

此乃有关《江村销夏录》之旧稿，今收拾成文，亦聊记年月云尔。

附记：

钱存训先生认为吴锡麒《〈江村书画目〉跋》中说到的“石门方氏”为方薰之父方槑（《精写本〈江村书画目〉题记》，《文献》，2002年第3期，146页）。然方薰《山静居画论》有云：“友人朱君仲嘉，精于辨别，古今书画家掌故出处，言之整齐。虽名不著者，无不知其爵里，又人所不易也。柘湖高氏，仲嘉戚党，先世名保藏，仆介仲嘉得观之。”（《山静居画论》卷下，《画论丛刊》，462页）故知平湖高氏与石门方氏之交游，当始于方薰一辈，而方槑之时，两家应无来往。所以，虽不知钱先生氏所言之出处，但其必定不确。

再附记：

近来重校《江村销夏录》，事虽未毕，但却发现此书偶有错简与遗漏，这足认为前文所论其成书匆促及内容多未经校雠增加一二依据。如是书卷一“郑所南墨竹卷”条，此条所载画作今不知所踪，幸亏《铁网珊瑚》和《大观录》均有著录。二书所录王廷器题画诗在王氏落款前，可《江村销夏录》却将此诗置于这今后，此即为是书错简之明证。同一卷中又录有钱选《秋江待渡图》之画跋，检刘中跋有“予自闽浮海，为阻风还抵四明”句，将其与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江待渡图》什物比较勘，则知中有遗漏，全句应为“予自闽浮海，将游京师，为阻风还抵四明”。此画又有吴绶七言题画诗一首，吴氏以画上题句“钱公妙笔天涯间”来表扬钱选的画艺，但《江村销夏录》在转录时却漏去“妙笔”二字，这便反映出了此书在纂辑时的匆忙。至于说对其详加校雠，那就更是不行能的事了。而这也又一次证明，在出书史上，书本不得不匆忙付印出书，致使留下许多惋惜，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虽然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

刘中《〈秋江待渡图〉跋》(部分)

吴绶《题〈秋江待渡图〉》(本文来自汹涌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汹涌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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