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狮的对话》：翻译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明互相面临的方法
时刻需求被回忆，时刻需求被衡量，而阅览无疑是将消逝的时刻保存在回忆中的抱负方法。阅览确保了咱们以考虑的维度来掩盖世界，经过阅览，咱们将观察到的、看到的、阅历到的工作融入自己的脑筋，将消逝的时刻烙上印记。它填充着咱们的人生，也不断丰厚着韶光的含义。
2023新京报年度阅览引荐特刊。
接下来，咱们将逐个推送这12本被评委和修改部挑选的好书。本篇为王宏志的《龙与狮的对话》。
《龙与狮的对话》
作者：王宏志
版别：时刻人文 | 东方出书中心
王宏志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兼研讨教授、翻译研讨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文学翻译研讨中心声誉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档翻译学院讲座教授（兼任），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特聘教授、翻译史与跨文明研讨所声誉所长，专研18—20世纪我国翻译史、现代我国文学史。著有《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我国翻译研讨》《翻译与文学之间》《翻译与近代我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与左联》等专著十余部；另编有《翻译与创造——我国近代翻译小说论》等。
问候词
绵长的十八世纪即将谢幕之际，代表着其时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中英两国，总算敞开了榜首次正式的交际接见会面。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两边不欢而散告终。聚集在“磕头”问题上的礼仪之争，长时刻以来被认为是这场交际抵触的焦点，但交际进程中的翻译，却被长时刻忽视。翻译的初衷本是达到两种不同文明间直接的对话，但在这场交际进程中，翻译却在两边之间布下了言语的迷宫。信实直译，反而引发两边龃龉；而故意曲译，却达到了对话的根底。作为中介的翻译，深化地影响了近代以来中西两种文明互相面临的方法。
咱们问候《龙与狮的对话》，问候作者王宏志穷经尽牍的史料收集之功，问候他往复于欧亚大陆两头，纵横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字言语之间，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钩沉出一段被人忽视的翻译史，问候他从言外之意的探微索隐，刻画出两种文明对视时的纤细心态。他以精准而谨慎的史笔，让咱们意识到在不同的文明系统下，互相之间寻求的或许不是对话与了解，而是认同与遵守，直到今日，仍然赋有深化的启示。
答谢词
对《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能够当选2023《新京报》年度阅览引荐好书榜，我深感侥幸。很抱愧未能来京到会盛典。在这儿，首要感谢《新京报》好书榜的评定专家和全体作业人员，感谢他们对推进阅览和介绍佳作的严峻奉献。我也想借这次时机，感谢出书《龙与狮的对话》繁体版的香港中文大学出书社及简体版的东方出书中心。他们供给了可贵的出书时机，以十分专业的作业情绪，让拙作以最精彩的款式出现给广大读者。当然，关于广大读者的支撑，也是要最诚心表达谢意的。
《龙与狮的对话》是我曩昔十多年在“翻译与近代我国”这课题上的部分效果，最基本的研讨理念是测验展示翻译在严峻前史工作中所起的要害效果。不能不供认，翻译在前史进程的效果和影响，一贯没有得到许多的注重。在中英来往史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其间一桩最重要的前史工作，整个来往进程触及许多的翻译活动，仔细谈论傍边的问题，关于了解访华使团自身，又或是中英交际史，以致整个我国近代史有很大的协助。
——王宏志
颁奖嘉宾张绪山（左一）与《龙与狮的对话》责任修改戴浴宇在2023新京报年度阅览盛典现场。
对话王宏志
1
翻译问题的前史影响
新京报：你开端是怎样发现了马戛尔尼访华工作中的翻译问题，又是怎样开端考虑翻译对这场两个世纪前的世界交际发生了这样深化的影响？
王宏志：说到进入翻译与马戛尔尼使团研讨的要害，能够分两个层面。一是进入翻译研讨，一是进入马戛尔尼使团研讨。
我在香港大学修读本科时念的是翻译与我国文学。其实，其时的爱好在文学，翻译仅仅取其实用性，颇有适当的名利成分，即在结业后能够更好找作业。现实上，大学结业后我确真实香港政府里当上翻译（职位叫中文主任），做过一年半的公务员。尽管其时算是高薪厚职，提高的时机也不错，但总是觉得自己更喜爱做学术研讨，所以回到香港大学中文系读研，后来更获得奖学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归于现代我国文学范畴的，硕士论文标题是“新月诗派研讨”，博士论文则写我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翻译扯不上半点联系。
回到香港，开端在大学教书后，开端的几部著作也相同只归于现代我国文学规模。翻译研讨方面是欠奉的，首要原因我在《龙与狮的对话》的自序中已提及过，由于曩昔有关翻译的谈论都是“原著中心”的，大多仅仅重复发问译文有没有能够表达原文的意思，读来是否通畅流通。这是一种翻译批判式的谈论，尽管关于提高翻译才干不无协助，但个人始终认为算不上严厉的学术研讨。更精确地说，翻译研讨还没有成为学术学科，翻译作为一门学科，大体上是实用性的。因而，尽管一贯在翻译系任教，却没有宣布有关翻译的论文，在其时是被视为游手好闲的。
严峻的改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端阅览文明转向的翻译理论。其时能够说有恍然大悟的一种感觉。文明学派注重翻译在译入语文明和前史的影响。注重前史布景，不单能够更好地说明各式各样的翻译史现象，更能出现翻译对人类文明和前史展开的真实价值和力气。这便是翻译研讨真实的含义。根据这个了解，我开端了翻译研讨的新方向。由于文学研讨的练习和布景，开端研讨规模限于文学翻译，榜首本翻译研谈论著《重释“信、达、雅”：20世纪我国翻译研讨》中的好几篇文章，都是盘绕鲁迅、瞿秋白、梁实秋等20世纪翻译家和理论家展开谈论的，并且也很快走向晚清，梁启超和林纾的文学翻译成为研讨的方针，当然更离不开严复了。
可是，文学翻译在我国近代翻译史其实来得最晚。在梁启超提出“译印外国小说”前，严复已翻译出书《天演论》，发生极端严峻的影响，更不要说自1860年代开端的洋务运动，绝大部分的翻译活动简直彻底跟文学扯不上联系。此外，即便梁启超等建议的文学翻译，在动机上与洋务运动和《天演论》等的翻译活动也有共通的当地，便是经过翻译引进西方新知识新思想，作为国家富足的手法。所以，自1860年代以来，乃至包含民国时期的种种翻译活动，政治性十分激烈，跟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更在前史展开上扮演了非比寻常的人物，成为影响我国近代史的重要元素。这是让我注重晚清非文学翻译活动的首要原因，2011年出书的《翻译与文学之间》，尽管仍是以文学翻译为主，但也收入非文学翻译方面的文章，包含广州体系的通事、同文馆、晚清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如林则徐、恭亲王等。
但是，要更好地了解我国近代史、了解翻译作为推进前史的力气和奉献，也不应从洋务运动开端。明末以来，我国前史一个要害性的改变是欧洲人的到来。在中西方不同层面和范畴的来往中，要有用交流和交流，翻译的效果是清楚明了的。因而，除上面说到以富国自强为方针的西籍翻译活动外，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中交际往进程中所出现的翻译活动。能够说，要精确地了解近代中交际往的前史，乃至整个我国近代史，就有必要知道翻译的人物。不过，令人颇感惋惜的是：在一段很长的时刻里，翻译简直彻底没有进入前史研讨的视界，就好像一切的中交际往进程中都历来没有需求凭借翻译，又或是历来没有出现过翻译似的，更不要说仔细处理傍边由于翻译所引起的一些问题。这当然与前史现实不符，隐没了翻译在前史展开中所早年发挥过的严峻效果，更严峻的是，疏忽翻译的效果，底子就会阻碍乃至危害咱们对前史的正确和深化了解。说得严峻一点：不正视翻译在近代中交际往史上的功用和影响，不或许精确地了解近代中交际往史。
便是在这样的了解下，大约从2003年开端，我走进一个新的研讨范畴：翻译在近代中英交际联系中所扮演的人物。毫无疑问，翻译在近代中交际往中发挥极端重要的功用，其影响是全方位的。由于言语才干的约束，我只能处理与英国相关的课题，但在我国近代史里，英国确实可说是左右全局，深化研讨中英联系，也能更好了解我国近代史。
说到近代中英联系，马戛尔尼使团是必定出现的课题。作为英国榜首次遣华使团，中英两国榜首次正式高层来往，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更不要说由此而衍生出后来许多的前史问题和展开。因而，当我确定要做翻译与中英联系研讨时，马戛尔尼使团是天经地义的标题。早年，我就跟大部分人相同，关怀的是马戛尔尼有没有向乾隆行三跪九叩礼、使团送了什么风趣的礼品过来之类的问题。但当我比较仔细地阅览一些与使团相关的研讨后，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翻译在哪里？为什么历来没有人注重傍边的翻译问题？这没有道理。中英两国榜首次官方交际触摸，怎或许没有言语和交流上的妨碍？不了解其时清廷和使团之间交流时出现的翻译问题，真的能了解整个前史工作吗？这便是整个研讨的起点。
我榜首篇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文章宣布于2009年。《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尽管篇幅不短，有3万多字，但毕竟不或许全面处理一切的翻译问题，其时比较会集写的是国书的翻译。或许是由于从没有人仔细谈论过使团的翻译问题，这篇论文也颇受留意。但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其时其实真的还没有全面和深化去做好研讨，掌握的史料很不彻底，外审专家其间一个定见便是针对这一点，乃至详细说连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也没有好好地运用。
这是十分正确的批判，自己也是了解的，由于材料掌握缺乏，观念也出现问题，但由于那时分并没有全面深化研讨、出书专著的主意，很快便把课题放下了。大约是在2015年吧，本来是应一家出书社的约请，收拾一些旧文章出论文集，但重看《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和其他两篇与使团相关的文章后，由于已堆集不少有关中英来往的材料和阅览，觉得很有必要去重写，不或许直接收在论文集。在从头大力收集和收拾材料，实真实在地花了五六年的功夫，才算是较满意地完结课题。《龙与狮的对话》批改了前文的不少观念，并且也比较全面地谈论其他的问题。国书以外，也剖析了比如预告使团来访的书札、礼品清单、敕谕，以及一些文书来往的翻译文本等，且对两边差遣的舌人材料也作了较详细的收拾和谈论。
2
史料的细节与运用
新京报：《龙与狮的对话》史料之宏富令人惊叹，处理的问题也适当精密，需求逐字逐句地对多种言语的文本进行对照解读，请问收集史料和写作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和最大收成都是什么？
王宏志：前史研讨和书写本来就应该对史料有详尽的考辨，这应该是天经地义和有必要的，仅仅今日许多研讨者没有仔细收集史料，没有仔细对待史料，只仗赖一些二手材料和观念，所以著作给人一种陈陈相因，没有新材料、没有新观念的感觉，这当然是不抱负的。我在写《龙与狮的对话》的时分，尽管要点处理翻译问题，但很了解自己的研讨方针是一桩严峻前史工作，也便是在做前史研讨——我的主意是：翻译史研讨，不管是哪一范畴的，包含文学翻译史，都属前史研讨，因而，就像一切的前史研讨相同，咱们应该注重史料，注重详尽考辨史料，乐意在这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幸亏我一贯对前史研讨很有爱好。一个历来没有怎样跟他人提及的是我在读完大学榜首年后曾想过转读前史，还跟一位中文系的教师谈过，他大力劝止，其间最首要的理由是作业的问题。他说，读完前史，仅有的作业便是傍边学教师。这在其时算不上抱负的工作。
但是，对前史的爱好一贯十分稠密，即便后来在研讨生阶段，也感觉自己的研讨才干是在前史方面。例如在写新月诗派的时分，更满意的部分是有关诗派的前史展开，社会布景和人际头绪等方面，关于诗篇的剖析，往往没有很大的掌握，经常忧虑会流于个人片面的谈论。博论方面，整篇论文都是谈论左联的前史展开和位置，要点剖析19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表里的人际联系、对立和论争，以致左联在整个1930年代我国共产主义活动的人物等，比较注重的是有关共产党不同道路对左联的领导和影响、左联五勇士工作、鲁迅与“四条汉子”和徐懋庸，还有胡风等的联系；但关于左联成员的文学创造，简直只字不提。因而，我的文学研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界的史的研讨，一贯以来对著作的谈论是较少的。此外，我也曾很仔细地读过不少西方前史理论，前史研讨不算彻底生疏。
我个人比较注重细节。西谚有这样的一句：魔鬼在细节中。但我自己经常提示自己的是：在前史研讨里，天使在细节中。许多工作咱们会知道大约的状况，但详细的状况呢？比方说，谈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不做任何研讨其实都能够料想会有翻译上的问题，乃至能够料想沟经进程中会有误解。我做了研讨，写了许多细节，定论也离不开这个大方向，但这些翻译上的问题，还有那些误解，到底是怎样构成的，详细状况是怎样的，引发什么问题，两边怎样了解和应对？比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必要经过很详尽的谈论才干告知清楚。在这种景象下，天使细节就发挥很大的效果了。但怎样能弄清楚和阐明天使细节？原始材料便是最要害了。
罗马梵蒂冈传信部的档案，我很早就从不同途径知悉，但一贯没有能够获得，所以就把课题搁下了一段时刻，由于其时了解假如清晰知道罗马有相关的材料，但却不能运用，这是说不曩昔的，更不要说课题必定做欠好。就如我在自叙里所说，好几年前，也便是在决议对马戛尔尼使团做全面研讨的时分，我曾去过一次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但由于外语才干所限，不明白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最终空手而回，仅仅在后来知道了一些意大利的学者，经过他们的介绍和帮助，才从梵蒂冈和那不勒斯把首要相关的材料找回来，并经过翻译，知悉其内容，能够用上一些十分重要的材料，批改前人许多的说法。意大利方面的材料首要跟使团舌人李自标有关。傍边的重要性在于能添补以致批改英国人所供给的信息。
当然，英国使团成员所供给的信息十分重要，但不能漫不经心的是他们有利益上的考虑，包含个人和国家的利益，他们在回忆录里所记所说的是经过他们的过滤和挑选，有不真实的当地，乃至会有所隐秘。相对而言，意大利方面的材料更牢靠，由于那是那不勒斯中华学院或一些身处外地（这儿首要指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向教廷所作的陈述，跟使团没有任何利害抵触，也不是利益地点，没有作伪或隐秘的必要。因而，能够运用意大利方面的材料，大大丰厚了拙作的内容，回答了许多疑问，所以是十分重要的材料。不过，正如前面刚说，意大利方面的材料首要跟李自标有关，全体而言，更多的材料仍是来自英方，特别东印度公司档案。
至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档案馆的“小斯当东中文信件及文件”，搜索进程更有意思。其实，从编撰《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开端，早就确定我国榜首前史档案馆收拾清宫档案出书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并不是完好的文献，有些重要文件是没有收入的，由于经过英方的材料，咱们知道使团在抵达我国后其实呈递了不少中文文书，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并没有录入。此外，较早前发现英国交际部档案本来藏有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中译著，跟清宫档案的很不相同，已阐明一些重要文书在曩昔没有被发掘出来。严峻的是，清宫档案所藏一些外表好像是英国人送过来的文书，也显着在入档前被修改正，礼品清单便是最清楚明了的比如，由于乾隆在看到清单当天便清楚说到清单中有“钦差”一词，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所录入的却没有，那就必定不是使团本来带过来的清单了。
这显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空白。在曩昔十多年，一贯尽力四方探问寻找，向一切或许知道的专家学者讨教，包含沈艾娣，但都无人知悉，咱们都信任这些由使团自己预备的中文文书在其时已被销毁，没有留在清宫档案里。最终，我只好决议抛弃，但一贯耿耿于怀，感到很不结壮。不过，怎也没料到在完结书稿，交与出书社，乃至已收到外审陈述，赞同出书后，却十分意外地得到一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瑰宝。好几年前，我研讨榜首位抵达西藏拉萨的英国人万宁（Thomas Manning），在互联网上知道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档案馆刚收买的万宁的一些手稿，所以写信求助，并在一次去伦敦查阅材料时专门跑去学会的档案馆，把万宁的手稿拍下来。在这进程中，知道了学会的图书馆长Edward Weech，他正在以万宁为博士论文的标题，因而有许多论题，谈得很投契。后来我查到档案馆藏有小斯当东捐献的材料，出于猎奇写信去问一下，怎知道他拍来开首几页让我震动了，见到的便是使团国书中译著。尽管这译著早年在英国交际部档案已找到，且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也找到一份由意大利汉学家孟督及（Antonio Montucci）誊写的文本，但已然榜首份文书便是这份国书中译著，“小斯当东中文信件及文件”的其他文档必定收有其他跟使团相关的文书。
在收到悉数两册的材料集时，那种振奋激动之情，真的非翰墨所能描绘，由于里边便是我多年来上穷碧落下黄泉要找的东西，除国书译著外，还有礼品清单本来的中译著，以及好几封使团在抵达我国后写给和珅的信函，更有乾隆在让位嘉庆前发给英国人的第三道敕谕的后半部分——1930年代出书的《文献丛编》中收有这道敕谕，但只要前面的一段，后半部分却只在“小斯当东中文信件及文件”中见到。这档案所藏文书，其重要性在于这些都是英方预备的，一同也是乾隆及和珅所直接读到的中文本，傍边除清楚展示英国人的情绪和立场外，也能够用来说明中方的反响。在找到这些宝贵的原始材料后，我立刻向出书社要回书稿，再花上几个月去修订。我一贯在想，这是多么及时的走运。假如书稿已付印，那就后悔莫及了。当然，回想起来，也要好好地自我检讨：屡次跑去英国搜索材料，怎样或许没有想到皇家亚洲学会？那是小斯当东一手兴办的，总会有一些跟使团相关的信息吧！而从这次阅历看来，找材料有时分也多少带点走运的成分。
当然，收集材料是必要的一步，但其实也仅仅榜首步。材料找回来后有必要要细读，仔细考虑和剖析。与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的中文材料，除刚提及的“小斯当东中文信件及文件”外，其他大体的都收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十分便利；英文材料方面，今日许多都有电子版，包含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康奈尔大学查尔斯沃森典藏中的马戛尔尼档案，还有斯当东父子的档案等，所以这些都很简单用得上，但要仔细把这些材料看完，好好运用，那真的是很大的应战，这不单是傍边简直满是手抄稿，更由于数量极多，真的要很有耐性和恒心，很刻苦，花上许多的时刻才干大约看完。此外，由于这些同归于榜首手原始材料之间经常存有对立，也要十分当心运用和覆按，费的功夫很大。在编撰进程中，我经常警觉着自己，不要疏忽最细小的细节，不要疏忽看似无关宏旨的材料，而更重要的是，在展开谈论时，尽量用客观、结壮的情绪，用好史料来支撑观念，绝不要随意猜测和估测。
其他，也想特别一提的是《龙与狮的对话》封面上所用插图。这其实是乾隆颁赐使团的榜首道敕谕的原图。这道敕谕的文本，咱们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已能够见到。但在一个偶尔的时机，让我知道这道敕谕原件本来一贯保藏在英国皇家档案馆，一同一同保藏的还有乾隆第二道敕谕及赏送使团成员礼品清单。英国皇家档案馆在伦敦温莎堡，专门保藏英国皇室成员的文物，里边就有乔治三世的专档。由于其时正值新冠疫情，无法亲身前去查阅，只好写信讨教，没想到很快得到回复，并把三份宝贵文物高清摄影传送过来，更不收分毫，赞同让我录入在书中。便是这样，这几份见证二百多年前中英来往重要文物的原貌，得以出现于群众眼前。
3
编撰《龙与狮的对话》姊妹篇
新京报：能否说一下你在这一年的日子与作业阅历，以及正在考虑的问题有哪些？
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繁体字版在2022年6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书社在香港出书后，得到较为正面的认受，在很短的时刻里便收到好几家国内出书社的约请，希望能出简体字版。关于《龙与狮的对话》简体字版由东方出书中心出书，我特别感到高兴，由于我榜首本在内地出书的专著《重释“信、达、雅”：20世纪我国翻译研讨》便是由东方出书中心在1999年出书的，这次能够说是再续前缘。他们专业的作业情绪和丰厚的出书经历，让简体字版在缺乏一年的时刻便问世，与更多读者碰头，遭到更大的注重。在曩昔几个月里，我收到许多来自各方的鼓舞的话，而最感侥幸的是拙作能进入好几个年度好书榜，这是极大的推进力气。
其实，在交出了《龙与狮的对话》的书稿后，我便一贯在奋力编撰它的姊妹篇《硝烟中的对话：翻译与榜首次鸦片战役》。关于在香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出世长大的我，鸦片战役有着一种十分特别的含义，能够说是深深带着一种切身相关的情感。从高中开端，便零散地阅览有关鸦片战役的著作。当然，作为一名中学生，那时分的阅览并不是从学术的视点动身，更大的是渗透着一种民族爱情。
在开端注重翻译与近代中英联系后，自但是然地便走进鸦片战役研讨去。就跟马戛尔尼使团相同，绝大部分的鸦片战役研讨都疏忽了翻译的人物。这相同不合理。尽管外表看来，战役是一场武力上的对立，但两边在整个战役进程中莫非没有任何的交流吗？傍边多少的来往照会、多番的商洽，可不是全都需求倚赖翻译吗？军事和政治上的情报，可也不是经过翻译才干掌握？最终和约的文本，不也是翻译的效果吗？在写过几篇相关文章后，我决议要霸占这课题。从2010年开端，除2017年去意大利搜索马戛尔尼使团材料，以及2020至2022年疫情的三年外，每年都会跑去英国查找和拍照有关鸦片战役的档案。
其他，在2014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研讨赞助局年度“优配研讨金”，进行“翻译与鸦片战役”研讨项目。在曩昔的十多年里，连续宣布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堆集40多万字，原以为很快便能够完结收拾，以专著方式出书，但现实并不是这样，在再细阅更多的材料后，要做很大程度的扩大和重写，进展远低于预期，并且估量全书完结后，篇幅远比《龙与狮的对话》大。即以战役期间英方的舌人一节为例，本来曾宣布过的《榜首次鸦片战役中的译者：下编：英方的译者》只要3万多字，但在这趟重写下，只开端写了其间三名舌人马儒翰、郭实猎和罗伯聃，便已超越12万字。
尽管编撰《硝烟中的对话：翻译与榜首次鸦片战役》的复杂性和困难度很大，但在写作进程中有难以言喻的快乐和满意。这除了在回应几十年来对鸦片战役的爱情外，更由于经过多年来在不同档案馆的搜索，坚信掌握了许多一贯没有被仔细注重和运用的中英文原始材料，让我对这重要课题有很大的决心，关于能作出打破是颇有掌握的。
除《硝烟中的对话：翻译与榜首次鸦片战役》外，很希望能提前完结的还有两本书稿，一是多年来一贯预告着的《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现在只余下最终有关张德彝的一章要作较大的弥补，首要是有关他在1877年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方面的档案。202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研讨赞助局年度“优配研讨金”便是以张德彝为标题。
其他还有一本大约是在半年多前才开端构思的专著，是在重写鸦片战役英方译者时想到的。由于要扣紧主题，上面说到写了三名舌人马儒翰、郭实猎和罗伯聃的12多万字，只会集在与鸦片战役相关的问题，但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全体中英联系也发挥过很重要的效果。除这三人外，现在希望能写进去的最少还有小斯当东和马礼逊。关于小斯当东，尽管两年前沈艾娣出书了很受注视的专著，但能够弥补乃至批改的当地真实不少，小斯当东乃至不应该被定位为译者，他的翻译活动历来没有为他带来任何风险，却是带来不少的赞誉和必定。
相反，马礼逊才是由于其翻译活动（不管是翻译圣经仍是以东印度公司舌人身份与广州官员打交道）而时刻处于风险的地步。我在2023年中所写的一篇《马礼逊与阿美士德使团》会在2024年头宣布。把这五位（广义的）汉学家放在一同，大约的主意是以人物为中心，经过剖析他们在政治和文明方面的不同活动，当然也包含翻译活动，描绘和说明鸦片战役前后中英联系的展开，展示他们的人物和奉献。相关的材料可算是适当的彻底，现在我所面临的问题仍是怎样作好时刻组织，在不影响《硝烟中的对话：翻译与榜首次鸦片战役》的编撰进展下去展开这部自觉是很有意思的书。
采访、撰文/李阳
修改/刘亚光
校正/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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