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全国书籍专家对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木牍研讨的层层推动，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也得以被进一步揭开。
3月18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讨院院长白九江承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明，墓主人是一位御史，名为昌，爵位为五大夫，属九等爵，官秩六百石。
在关口一号墓中，不只出土了告地书，还一起出土了“侍从车马牍”。白九江说，书籍专家们通过对这两份重要文书的比对、印证，才得以进一步了解了这位两千多年前官员的更多“简历”。
那么，书籍专家们是怎么从两份文书的只言片语中抽丝剥茧，终究得出答案的呢？
白九江复原了谜题破解的每一个过程。
墓主人属官为御佐
“御佐”一职的呈现时刻被提早
首要被破译的，是关口一号墓内出土的最为重要的1号木牍：告地书。
▲关口一号墓出土的告地书、遣策
我国社会科学研讨院简帛研讨中心邬文玲团队在本年2月从北京给重庆文物考古研讨院传来了告地书的释文：
“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涪陵盧敢告地下主/御史昌案掾地下獄疏書所齎/及從者一牘可續食與從事敢告/主”
这段文字，清晰地写下了“御史”这个官职，让墓主人的身份一开端就得以建立。
而更多的信息，则来自刚刚被破译而出的2号木牍。
那么，被标记为2号木牍的“侍从车马牍”中，又写了什么呢？
通过数月的研讨，释文得以开端清楚：木牍正、反面载“从令郎者”有家眷七人、属官一人、奴婢二十三人。
头绪来了。
关于“属官”，“侍从车马牍”中对其描绘为“御佐官大夫郤？更？”
这是一个什么工种？
白九江说，御佐是官佐的一种，应为相应职官的副职或帮手，而官佐身份比一般的佐史高，大体与令史的位置适当，乃至还排得更靠前。
这简略的一句话，将历史文献中从东汉才呈现的“御佐”一职，往前推到了西汉初期。
到这一阶段，关口一号墓墓主的身份细节，开端浮出水面。
已然他的其间一位从人为御佐，那么墓主的身份应该要高于县级令史一类吏职。
墓主人儿子是官大夫
由此倒推出御史昌真实爵位
到上一阶段，墓主人的身份已建立为“高于县级令史一类吏职”。
那终究高出多少呢？
“侍从车马牍”中关于家眷的记载，给出了头绪。
关于御史昌的家眷，“侍从车马牍”中是这样描绘的——“弟公乘疑”“子小公大夫卯”“弟子小官大夫□”。
白九江说，其间“弟”应是御史昌的弟弟，“弟子”为其弟弟的儿子，“子”应为御史昌的儿子。
▲关口一号墓椁室正射印象
此刻，史书上台。
《二年律令·置后律》记有军功等爵之人身后可立继承人（即“后子”），“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侯〈后〉子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
依据这段记载，侯爵的后子仍可继承侯爵，卿爵（即第十至十八级）的后子统统降为公乘，而五大夫至簪褭的后子均降二级。
接下来，专家们要找的，便是秦汉时期的等爵制度了。
依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施行二十等爵制，官大夫为二十等爵第六级，公大夫为二十等爵第七级，公乘为二十等爵第八级，五大夫为二十等爵第九级。
2号木牍记载昌的弟弟“疑”的儿子比“疑”的爵位低二级，足可证明《二年律令》所言非虚。
据此，依据昌的儿子为官大夫，昌的爵位得以相同倒推而出：当为第九级五大夫。
墓主人身份不低五大夫
爵位“年薪”可领六百石
研讨完御史昌的官职和爵位，那么他当年能够从朝廷领多少薪水呢？
这个问题看似出土木牍没有给出答案，可是撒播至今的众多文献，却忠实地记载下了御史昌的俸禄。
《二年律令·赐律》记：“御史比六百石”。
《汉官旧仪》卷上记：“御史，员十五人，皆六百石。”
……
至此，六百石这个“薪酬待遇”，能够清晰。
那么，领这份“薪水”的官吏，身份重要吗？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和汉景帝别离给出了答案：
西汉初年，刘邦诏书清晰指出“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
汉景帝则以为，“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
由此可见，汉代初期，在文帝实施“入粟拜爵”前，五大夫的位置是较高的。
▲关口一号墓地点的皇帝坟遗址全景图
为什么要对御史昌的身份寻根究底？
白九江说，关口一号墓出土木牍供给的信息，为西汉初期官、爵对应联系供给了重要的参阅事例，也为相应等级墓葬规范判别供给了规范。